1960年的一个下午，毛主席正在办公室里批阅着文件。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，阳光穿进窗户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毛主席心情不错，还跟秘书说自己批阅完文件，要出去散散步。

忽然，秘书收到了一封信，要求转交给毛主席。信上面写着：“陈掖贤给主席写信”，听到“陈掖贤”三个字，毛主席一愣，随后就想起来，陈掖贤是革命同志赵一曼的孩子，毛主席立即放下手中的钢笔，翻开信件。不过毛主席翻阅后，面色微微一变，表情严肃的将信件交给了自己的秘书。

秘书一开始有点不解，毛主席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？于是他翻开了信件，只看了一眼就吓得脸都白了，因为这封信字字句句都含着讽刺。陈掖贤为什么要写一封讽刺信给毛主席？毛主席看到这封讽刺信后说了什么？

赵一曼之子

“宁儿，你长大后不要忘记，母亲是为国牺牲的……”这是赵一曼给儿子的家信，也是一封遗书。赵一曼口中的宁儿，就是陈掖贤。

1929年1月，寒冬萧瑟。当时身怀有孕在宜昌的长江边租了一间木屋。她在这里转接组织的任务，分发文件。

在1月20日时，赵一曼突然感觉到腹部开始剧烈疼痛，当时并没有亲人在身边，赵一曼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房东老太太。但房东老太太很着急，她说：“一个陌生人在家里生小孩，真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赶紧走！”老太太根本不理会赵一曼的求饶，直接把她给轰走了。

没有出路，流浪街头的赵一曼只能在寒冷的天气里寻找可以依靠的地方。但在没有得到组织的同意之前，这个据点是不能离开的，自己离开很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租屋里的同志的资料被泄露。

想到这儿，她毅然决然地转身，回到了老太太的出租屋。但房门已经被反锁了，她只能抱着肚子，慢慢踱到屋顶下的杂草丛中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太太打开房门，看到赵一曼躺在稻草上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色发紫，嘴唇发黑。

知道这个女孩子是真的没有地方去，愧疚的老太太把赵一曼扶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给她端上了一杯热腾腾的粥。赵一曼稍稍喘了口气，可是老太太还是不同意赵一曼在出租屋里生孩子。

隔壁的一个搬运工，看着这个老妇人一点都不通情理，也不忍心这个即将分娩的妇人自己离开，便将赵一曼带回了自己的家中，让自己的妻子照顾赵一曼。当晚，赵一曼顺利生下一子，赵一曼给他取名宁儿，只盼着他能安安宁宁的生活下去。

生下宁儿这一年，赵一曼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，带着孩子东奔西走，睡过冬天的桥洞，捡过垃圾，喝过雨水……赵一曼觉得，自己受苦可以，孩子太小了，不能一直让他这样颠沛流离的跟着自己。

于是在1930年，赵一曼将宁儿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家，这家人姓陈，家住武汉，是武汉的一个小官，生活比较稳定。为了宁儿未来的安稳生活，赵一曼只能忍受骨肉分离之痛，将孩子托付给了陈家，并起名“陈掖贤”。

将孩子托付给陈家后，赵一曼就不幸被捕。为了从她口中知道组织的消息和人员名单，日寇将赵一曼关了足足六年。这六年，赵一曼受尽了酷刑，竹针穿指、老虎凳、鞭打、盐水浸伤口……这些，她都一一受下了，但是对于敌人想知道的信息，她却是一个字都没有透露。

最终，敌人知道从赵一曼这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恼羞成怒的他们便打算将她当众处死，以此“杀鸡儆猴”。在去竹江的列车上，赵一曼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一份遗嘱，叮嘱自己的宁儿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牺牲的，让他以后也要做个爱国的人。1936年，赵一曼壮烈牺牲。

赵一曼去世时，陈掖贤只有7岁，当时陈掖贤已经在武汉完成了小学学业，随后他跟随养父母搬去了湖南长沙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与堂兄任贵琪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任贵琪出身于任弼时家庭，有着独到且前卫的观念。

堂兄告诉陈掖贤说，当前的国民政府贪污腐败，没有将平民百姓放在眼中，这不是中国人民该推崇的政府。任贵琪对陈掖贤的思想起到了重大影响，就是任贵琪的话，让陈掖贤认识到，政府就要为民做主，在任贵琪的带领下，陈掖贤知道了共产党，这个以百姓的利益为主要努力方向的政党。

于是，当全国战争开始时，他与堂兄一同前往重庆，去了养父陈岳云所开的一家印刷公司，希望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。但陈掖贤在印刷公司上班时，却从一名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一个惊人的大机密，他并非陈岳云的儿子。

陈掖贤不信，跑到养父面前，想让养父亲口说出自己是谁的孩子，陈岳云叹息道：“宁儿，虽然你不是我的孩子，但是，你比我的孩子更像我的孩子！你娘叫李一超，是个抗战英雄，后来被日本鬼子给打死了……”

陈掖贤一直都存有疑惑，因为在养父家生活的时候，经常有人叫自己叫野孩子，时至今日，这份疑惑终于成为了现实。他知道了自己不是野孩子，但是也知道了，自己的母亲死了，自己成为了孤儿。

在此后的很长时间，陈掖贤都因为寄人篱下的感觉而惶恐不安，也正是因为这份惶恐，他就在一群孩子中表现的最为乖巧、听话，其实，这都是因为心里的那份不安全感带来的。

后来，陈掖贤赴上海文华大学学习。某一日，由于生病，他正在寝室里休息，不料一个高大的男人忽然闯入了寝室，想要对陈掖贤做不轨之事。当时的陈掖贤高挑、白皙、瘦弱，全然不是对方的对手。在对方快要得手时，还是舍友进入了房间，那人才仓皇而逃。

虽然对方没有得逞，但这件事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心理阴影，也对他日后的性格造成了极大影响。

陈掖贤的思想开始偏激，经常自己一个人躲在一个小房间里，谁也不见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见到生人更是没办法开口说话，那段时间，他几乎不能跟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
新中国建立之后，陈掖贤才得知自己是英雄赵一曼的孩子，也亲眼见到了赵一曼留给自己的绝笔信。那一字一句，都说出了赵一曼对陈掖贤的愧疚，对陈掖贤的思念……

那时，陈掖贤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曾经是那么爱自己，也得知了母亲当年是遭受了怎样的酷刑，是在怎样的绝境下将自己托付他人……

他心中涌上了百般滋味，便用一根银针，在自己的左臂上刻下了“赵一曼”三个字，以表达对妈妈的想念与尊敬。自此，自卑内向他，心中照射进了一束光，那束光指引他，要为百姓服务，要为人民做主。

陈掖贤的“讽刺信”

建国后，国家发布了新的政策，要给烈士的亲属发放补助，但陈掖贤没有接受。他说，自己是自己，妈妈是妈妈，妈妈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党和人民，而自己没有做出任何贡献，所以没有资格来领取这些荣誉。

后来，陈掖贤从人民大学毕业，成为了北京市工业学校的老师，此时陈掖贤跟随父亲住在中南海。当时国家因为自然灾害，上上下下都过得很艰苦。陈掖贤的父亲见到陈掖贤如此瘦弱，不忍心，就带陈掖贤去食堂吃了红烧狮子头，那是陈掖贤那么多年来第一次吃肉。

当时那顿狮子头本来应该花7角钱，但食堂知道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孩子，硬是不收肉票。这在当时的中南海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陈掖贤却为此日夜不安，他感觉自己受了不该有的“优待”，因此在路上见到饥饿的百姓，他都要疾步走开，他感觉自己良心不安。

平民出身的陈掖贤不喜欢领导子女享受这种“优待”，其他领导的子女也不喜欢带着陈掖贤玩。当时很流行在家里举办舞会，很多领导的子女就会去参加舞会，陈掖贤最开始还受邀参加过几次。

但看到舞会上的觥筹交错、欢声笑语，他就总有种迷茫感。因为他是从百姓中走出来的，他知道当时还有很多百姓吃不饱饭，有很多年轻人没有书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层领导子女还能在舞池里翩翩起舞，欢声笑语，他为此感到愤怒。

他曾经尖锐的指责带自己参加舞会的朋友说：“国家现在这么困难，很多人都吃不上饭，你们是怎么有心情跳舞的？”

他的话，点醒了一批人，但是也得罪了一批人，有的人认为陈掖贤很扫兴，后来的舞会索性就不邀请他了。

他的心是好的，但长久的封闭自己，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正常相处了，他说出的每一句话，都像是一把利刃，直戳人心，这就使得，他的话更像是在宣泄情绪，不像是在就事论事。

8月份，陈掖贤又得知自己的家乡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，他开始觉得世界荒唐。他再也受不了，直接提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毛主席。

信件内容相当直白，以《忆秦娥》词牌填词的形式写了自己对当前国家的不满，字字句句都带着讽刺。

那封信在一个午后被毛主席的秘书放到了毛主席桌前。毛主席打开信，看到内容后瞬间变了脸色。从秘书处得知，写这封信的是赵一曼唯一的儿子陈掖贤后，毛主席默默良久，说了六个字：“他是可怜孩子。”

毛主席知道陈掖贤是受过苦的，并不打算追究这件事，因此，陈掖贤写信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写这封信的陈掖贤还是没有改变之前的问题，他在信中单纯的宣泄出了自己的情绪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并没有就事论事。

因此看到这封信的毛主席，仅仅以为陈掖贤是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，只是年轻气盛。毛主席不知道这封信背后的事情，也不知道陈掖贤为何而生气，终日案牍劳形，毛主席也就将这件事放在了一边，没有过多关注。

在久久得不到毛主席回应的陈掖贤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，他想为百姓发声，想为百姓做事，但好像永远得不到回应，或许他还没意识到自己说话的方式、跟人相处的方式有问题。

其实从当下的眼光来看，陈掖贤很有可能患上了抑郁症，在当时那个国情下，天灾人祸横行，百姓备受艰苦，陈掖贤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长久的操心加上压抑，以及当年那个男子对他的伤害，抑郁情绪难以排解，抑郁症就久久没有痊愈。

后来，由于北京市工业学校变成了第六机床厂，陈掖贤由教师变成了工人，他心情更加抑郁了，一整天都说不了两句话，下班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不出门。

在1982年，陈掖贤自杀身亡。

后记

革命先辈用他们的热血铺就了新中国的路，我们知道他们为此受的苦，但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家人为此受过多少苦。

有国才有家，这些革命先辈为了国，舍了小家，赵一曼为了革命离开了不到一岁的儿子，江诗咏临终前向父母诉说“此生之憾便是白发双亲未能奉养”，陈觉就义前写信给怀有身孕的妻子“以前我不信鬼，如今则惟愿有鬼，与汝生生世世”，刘谦初告诫妻子“我走后你不要悲伤，好好爱护母亲”……

一封封绝笔信，如今读来，属实感慨且震撼，是怎样的信念才能支撑住他们这样的使命感？如今，常读烈士故事，回望初心，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。